气候变化：科学能否攻克政治未解决的难题？

气候变化：科学能否攻克政治未解决的难题？


过去20年，针对气候变化威胁的正统回应一直专注于达成一项全球减排协议。这种方法是完全合乎逻辑且合理的。气候变化是一项全球风险，因此各国都应该参与回应。

唯一的问题是这种方法失败了。2015年的巴黎会议让各国齐聚一堂，并收集了来自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一系列松散的承诺。这些承诺总体而言是不充分的，而且随着政权的更迭，一些承诺已被遗忘，特别是在美国。很多国家正采取措施缓解气候变化，但这些措施不是答案。普遍碳税等潜在全球解决方案仍未列入议事日程。

已取得一些进展。可再生能源生产成本下滑（主要应该感谢中国企业），能源使用效率也在提高。但进展是缓慢的。其结果是，根据国际能源署(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)的估测，碳氢化合物仍提供80%的全球能源供应，到2040年，这个比例仍将达到大约74%。

与此同时，碳排放继续攀升。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最新估测，今年碳排放将再次增加。正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(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)的最新报告提醒我们的那样，时间紧迫，我们正越来越接近科学家们认为的关键时刻，即大气中的碳浓度可能会造成全球气候发生根本变化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方法。我们不能坐等集体理性出现，或者世界各国政府内部的怀疑派改变想法。

替代选择是什么？限制碳排放的最佳希望在于把科学应用至能源市场。这意味着找到全球公民用得上、而且价格可承受的能源来源，使他们能够摆脱对煤炭等碳密集型燃料的依赖；煤炭是碳排放问题的主要源头。如果政治无法解决气候变化，或许科学和经济学能做得更好。

储存可再生电力的新技术将是一项巨大进步，让全世界都能获得可持续电力。能源使用效率的戏剧性提高也有望实现。如果我们留心的话，还可能会找到其他解决方案。

我们来不及等待达成全球协议实施这个B计划。一个“自愿联盟”将更加有效，并将避免等待行动最慢的国家所带来的拖延。如果这意味着某些国家只是搭便车的乘客，那又怎么样呢？更重要的是最终的结果，而不是谁为此买单，或者答案是来自剑桥大学(University of Cambridge)还是中国的清华大学。

这样的计划需要资金，而资金来源应该尽可能广泛，包括政府、基金会甚至愿意为获得回报而冒险的投资者。如果有人从找到答案的努力赚了钱，谁在乎呢？

几年前，一个科学家团队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(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)发起《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阿波罗计划》(Global Apollo Programme to Combat Climate Change)，这个概念基于这样的信念：科学可以为明确的挑战提供答案，就像上世纪60年代美国的太空计划那样。该计划需要拓展到全球。它应该始于一种开放的战略，同时有人愿意资助有望提供实用答案的工作。


政治可能已失败，但理性还没有。如果一种方法没有奏效，合乎逻辑的方案是尝试另一种方法。